法治思維不應拋棄形式邏輯
從亞理士多德創立形式邏輯以來，邏輯學已經歷了兩千多年發展的歷史。而邏輯悖論的出現，使人們意識到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之後黑格爾的辯證法，特別是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走上歷史舞臺，使辯證邏輯作為辯證法在思維領域中得到具體運用，以思維的辯證運動和發展作為自己獨有的研究對象。
上世紀中後期，對三段論主導的形式邏輯功能的批判逐漸升溫，許多人認為形式邏輯只考慮形式上的嚴格推理，不探討概念本身的可接受性，和辯證法之間的關係是對立的、競爭的，是一種低級邏輯;而辯證法是聯繫的、運動的和發展的世界觀的集中表現，是一種高級邏輯，是對形式邏輯的超越。對此，筆者有不同看法——
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之間並非對立的或競爭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互為一體的。一方面，充分發展的辯證法是形式邏輯産生的前提和基礎。古希臘時期辯證法的繁榮是世界聞名的。民主制的城邦政治，鼓勵公民對城邦事務積極參與，開展了涉及法律、信仰、倫理，甚至生活瑣事等各種內容的公開辯論與公共演講，論辯的普及和深入不僅帶來了辯證法的繁榮，也為形式邏輯的産生提供給了豐厚的土壤。另一方面，形式邏輯確保了辯證法的合理運用。辯證法原意是指在辯論中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檢查定義是否正確，並提出克服這些矛盾的方法。現實中由於人們的認知能力的不可靠性和有限性，辯證法所認知的矛盾可能是偽矛盾，其所認為的根本矛盾也可能只是次要矛盾。這樣對概念、定義的開始認知及後來的反思就有可能出現偏差甚至謬誤，從而陷入認識的死迴圈之中。因此，在現實世界中，還是需要有另一種介質來為確保辯證法的合理運用而不至於偏離軌道，這種介質就是模式化、規範化的邏輯——形式邏輯。
在法治意義上，批判學者認為形式邏輯對法律論證的實質向度未起多少作用，而辯證邏輯能夠突破形式邏輯的局限，深入到法律概念本身去挖掘其內涵、外延，因此主張以辯證法替代形式邏輯主導法治思維。只是，這類批判直指的是形式邏輯的局限性而非其根本錯誤，存在局限性也不必然被辯證邏輯所超越。
在美國哲學家羅爾斯的正義理論體系中，法治取決於一定形式的正當過程，正當過程又主要通過程式來體現。因此，法治的正義不僅體現在實體正義，也包括程式正義。形式邏輯的強大生命力在於其固化性，這種固化的形式表像是經實踐檢驗後、窮盡一切思維模式而形成的確定性和客觀性，形式邏輯的固化形式特徵天然有力地保障了法律程式正義的實現。
首先，形式邏輯保證法律概念、法律命題的明確。從對現實世界現象的認識，到法律概念的定義化過程，形式邏輯建立了一個自由、公開、平等的理性對話平臺，使各種不同觀點及利益在交鋒和論辯中産生了真正的公平和正義，從而將法治意義上的公正通過法律概念和命題得以表達出來。
其次，形式邏輯為法治的實現提供了一套可供判定的標準、程式。法律是通過嚴格的立法程式而制定出來的、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範。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過程，是對客觀材料與推理結論相聯繫的推理過程，法律適用的過程實際就是通過推理獲得結論的過程。形式邏輯通過固化的演繹、歸納和類比推理等推理方式，特別是三段論式的演繹推理，具有明確、準確而具體地確保法律結果得以實現的優勢。
再次，形式邏輯弱化司法者趨利避害的價值考量。司法過程是不可避免産生社會結果和影響的社會行為，依大多數人所遵循的道德原則、社會輿論、民意訴求來進行司法判斷，是司法者趨利避害的具體表現，否則會受到多數人的質疑和責難。我們不能期待司法者自身擁有哲學王般崇高至上的理性，更不能期望司法者的非理性能導向理性正確的結論。形式邏輯將實現法治意義上的公正成果固化成步驟，通過簡單而明確的推理過程，公開了法律固有的程式性意義，從而約束了司法者的具體的非法意行為。
最後，形式邏輯提高了法治思維的功能，促進了法治效率的實現。社會群體所形成的法治意識並不是統一的、無偏差的，法治過程不可避免受到不同的法律解釋、已有的判例等諸多影響，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使得分散的法治思維難以及時發揮應有的功能。形式邏輯是理性選擇的、內在嚴密論證的具體體現，這就使得選擇判斷時，所遵循的是法治過程本身的程式固有的含義，並不需要對法外的其他因素額外進行規則、標準的判斷，從而促進了法治效率的實現。這種理性，阻卻了司法者恣意妄為。
中國傳統的文化淵源，所表現的是儒釋道一體化的巨大融合性。“變通”、所謂的“辯證”佔據著可觀的分量，嚴格依據形式的剛性邏輯思維相對欠缺。在當下中國的法治思維中，更需要的是排除一切法外因素“忠實”適用法律的邏輯，需要強調概念的理性、抽象的清晰、排斥模棱兩可定義的形式邏輯思維。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法學院）
網站編輯：唐薇
http://big5.qstheory.cn/zz/xsyj/201308/t20130820_261904.ht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